30年前，权力，主要是政治权力构成了艺术生存的基本条件，艺术家必须依据政治的标准（经常以领导人的指示或美协的通知精神为标准）进行创作，画家们挖空心思的主要用意是想在一个预先设定的政治主题上做艺术文章。从1942年算起，这样的艺术历史经历了近40年的时间。以后，“指示”、“通知”的影响力渐渐式微，不过，体制本身没有变化，这样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在数量上，这种影响力涉及的范围继续宽广。直到今天，根据任务完成绘画的现象仍然存在着，原因是，因为这样的创作路线仍然可以得到资金、展览和声誉，尤其是可以构成“职称”、“提级”、“分房”以及其他个人收益的砝码。不过，将这样的艺术品放在一个没有任何压力的环境中给予评价，这样的“艺术”很难说具有任何文化意义，从历史的观点上看，继续根据政治“任务”完成的东西很可能是完全失去个人性敏感性自由性精神性创造性的废布烂铜，因为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无须听凭“指示”和“通知”进行创作的时代。

　　今天，大多数人都承认一个基本常识的合法性，即，艺术家拥有按照自己的灵魂与愿望从事艺术创作的权力。这个基本常识的合法性是在70年代末期才逐渐被再次承认的——尽管对于很多人来说始终感到不习惯。收藏家和投资人购买了吴冠中的许多作品。事实上，虽然吴的画很“好看”，也有自己的特殊趣味，但是，这位值得尊敬的画家在当代艺术史上的主要贡献是他那几篇关于“形式美”与“抽象美”的文章。他向人们提醒：艺术应该是自由的。这种关于艺术创作的道理早在在20、30年代就存在着，只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渐渐消失，直至50、60、70年代，艺术自由成为一种罪过，一种一旦出现就必须给予消灭的毒素。

　　80年代的自由主义艺术家一开始生活与工作在旧的体制中，在物质匮乏的时期，在没有条件独自从事艺术的年月，艺术家们只能借助“公家”的资源进行艺术创作。可是，新的思想与观念已经在与世界接触的过程中滋长，要让那些敏感的艺术家继续像过去那样从事艺术创作已经非常困难，他们感受到了关于人的另外的问题，发现了精神的复杂性。被称之为“现代主义”的艺术不过是这种复杂性的表现而已。人的精神自由本来是天赋的，没有人可以剥夺他人的自由，可是，特殊的历史与社会条件将这样的天赋原则给扼杀了。直到80年代，中国艺术家可以坦率地表达这样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新一代艺术家才有了作为人的自信。30、4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和学者的人生有一半有效的时间是在“指示”与“通知”的时代度过的，他们从青春时期开始接受单一观念模式的训导，直到1976年，他们已经进入人到四十的中年，他们对5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放肆的自由态度多少有些嫉妒，他们年华虽有，但是观念似乎有些难以改变了，所以也才有他们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模棱两可，也才有他们对不同艺术之间的差异缺乏判断。无论如何，思想解放后的自由艺术观念构成了新艺术发展的基础，那些对历史缺乏理解的批评家非常轻易地就忽略了80年代“观念更新”的作用，而实际上，没有80年代的思想与观念的准备，90年代的艺术是难以想象的。

　　90年代，观念有了市场的支持，这使得那些曾经依赖旧体制的艺术家有条件凭借自己的能力从事艺术工作。过去，他们只能在美协组织的美展中寻求机会，打听谁是评委，谁能获得奖项？最要命的是，首先是打听自己是否有机会参加展览。这种层层递进的努力仅仅是在领会或者揣摩领导精神和意图的前提下进行的。现在，一个画廊、一个民间的机构可以为任何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举办展览，重要的是，艺术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的销售，来支持自己的未来。肉体的人是很容易被理解的：首先是生存、其次是荣誉，再次是精神追求。当艺术家有了大量的展览机会，当艺术家不断获得这里或者那里国内或者国外的荣誉与奖项，那么，曾经千万个美术工作者追求的展览和奖项就变得丝毫也不重要了，这是今天美协的展览仅仅对体制内的艺术家有吸引力的原因。对于那些冲杀在市场经济领域里，而没有任何机构给予保障的艺术家，市场本身就是支持，就是条件，甚至就是展览，就是荣誉。事实上，市场是真正的时代竞技场，所有真正的艺术家，自信的艺术家，纯粹的艺术家，几乎只能在市场中去寻找。

　　表面上看，市场制度与旧有体制之间互不相干，似乎仅仅是一个谋生——高尚地说是从事艺术创作——的渠道而已。可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画廊、拍卖行、艺术空间、新的艺术规则、博览会、国际性展览、国外投资、艺术保险以及相应的艺术制度的建设，开始壮大发展，渐渐地，将形成一种新的制度结构和体系；相反地，旧有体制的影响力继续减弱，年轻的艺术家——他们几乎在体制之外——更多地相信这个新的制度结构和体系的重要性与意义。所以，市场中的所有事件——展览、活动、拍卖、销售——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有人会批评说，这样的艺术家难道是自由的吗？

　　现在我们回到了问题的根本：什么是艺术自由和艺术自由的条件？当代艺术的景况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任何人都不会否认30年前中国艺术家的景遇是恶劣不堪的，正是改革开放之后，艺术家获得了自由的可能。80年代，意识形态断断续续地对艺术自由构成了影响，而在90年代，也正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为艺术家提供了艺术自由的真正可能。观念解放是必须的，可是，没有新的制度保障，新观念就仅仅属于异端。人类任何时期都存在着灵魂的陷阱，我们对美好的关心与对精神性的保持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清教徒的水平上。事实上，市场经济泥沙俱下的情况每日都在发生，但这不是我们指责市场与金钱的理由。如果说90年代的“市场”更像一张施工图和平整土地的现场的话，新世纪里，一个由市场制度构成的权力结构正在形成框架，人们已经能够看到新制度的模样，艺术家，批评家、艺术史家、画商、艺术投资人、经纪人、民间美术馆的馆长、拍卖行经理、新杂志的编辑、媒体的记者、艺术院校里具有新观念的教师、律师、收藏家、包括国外的艺术投资人和美术馆的负责人，总之，所有涉足当代艺术的人士，都是这个新制度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技术人员、工程师和配套施工成员，他们在建设这个新制度大厦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图纸、调整分工、研究细节、讨论装修，争取批文、指挥作业，直至这个新的大厦巍巍耸立在中国的大地上。事实上，由观念、金钱和权力（这个权力被真正赋予合法的含义）即将构成的这个大厦是整整一百多年来中国艺术家的愿望，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大厦里，中国艺术家的工作才能够高瞻远瞩地认清自己的历史、开掘自己的潜能、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当代艺术史上的中国时代即将到来，就像二战之后艺术标准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一样，新世纪有可能转向中国。然而，这个转向不是因为风水轮流转的必然性显现，而是中国人摈弃旧制度，将人类成果——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融入到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中的结果，是抛弃腐朽的文化专制而承认人类文明普适价值的结果，是所有为新的制度大厦添砖加瓦的人的不断努力的结果。

　　当然，大厦未建成，可是，根据人类的历史经验，以及对中国现实的判断，这栋大厦的建成仅仅是时间问题，尽管在建设过程中难免遭遇被强行修改图纸或强行停工这类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