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读过一本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其中多次提到徐悲鸿对董其昌的厌恶。徐悲鸿不仅厌恶董其昌，而且厌恶董其昌尊奉的赵孟頫。那个时候，对徐悲鸿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以徐悲鸿的是非为是非，以徐悲鸿的好恶为好恶。因此，很长—段时间，对赵孟頫、董其昌等一派书画家采取一种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勘口，偏见逐渐少了，受他人的影响与束缚也越来越少，这时重新审视赵孟頫和董其昌，方意识到徐悲鸿先生对于赵、董的评价实在是有失偏颇。平心而论，在书画创作水平上，能够达至赵孟頫和董其昌这种程度的并不是很多。直到今天，能够和两位比肩的人恐怕也找不出来。至于当今有些人的口出狂言、无知妄说，那是另一回事，不值得一辩。

    关于赵孟頫，笔者曾做过专门的评论，在此不再赘言。现在谈董其昌。笔者以为，董其昌是有明以来既尊奉传统，又开一代新风的大书法家。

    之所以说董其昌尊奉传统，是因为他在传统上下过超人的工夫。翻开(中国书法全集·董其昌》卷，其中有将近一半的作品都是临摹。钟繇、王羲之、张旭、怀素、颜真卿、褚遂良、苏东坡、赵孟頫，等等，都是他师法、借鉴的对象。这些前辈书家，经历不同，风格各异，但董其昌没有门户之见，一律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取诸家之长，为我所用，最终“囊括万殊，裁成一相”。

    之所以说董其昌开一代新风，是因为他把书法的形式美推向了极致。

    董其昌的书法最为讲究形式。一点一画、一招一式，都在追求完美，追求精到。即使是临习作品，他也尽量避免原作中过于张扬、奔放、粗率之处，而进行必要的加工。他对自己的书法毫不谦虚，曾言：“吾书无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多非作意书，第率尔酬应耳。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魏，断不在唐人后乘也。”又说：“(吾书)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 ’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容台别集》卷二)

    下面，就来谈谈故宫博物院所藏董其昌写的《三世诰命卷》。

    《三世诰命卷》(右图为作品局部)书写于明天启五年(1625)。是年，董其昌71岁，正是“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之时。此件作品为纸本，分为三段，第一段纵26.2厘米，横181.4厘米；第二段纵26.4厘米，横233.6厘米；第三段纵263厘米，横291.8厘米。

    《三世诰命卷》的内容为董其昌祖父母、父母和董其昌夫妇的三代诰命。天启五年正月，董其拜礼部尚书，皇帝授予诰命。所谓诰命，就是帝王对臣属的封赠命令。明清之际，五品以上官员授诰命，六品以下授敕命。内容决定影式。因诰命为皇帝所授，故需以恭楷正书书写。此件作品通篇下笔恭谨，一丝不苟，中规入矩，结体端庄，章法严整，横平竖直，充分体现了董其昌书写时的心境。值得称道的是，此件作品虽然在整体上属于平正、端庄的风格，但在书写过程中也不乏灵动、俏丽之处。如“昌之母柔顺无仪，精英有识．仙姿玉佩”等句，舒缓的行笔中多有行书笔意，在方正中流露一种灵秀之气。

    由于是皇帝的封赠，对大臣来说，是无上的荣耀，因此，对这一内容，董其昌曾经书写多次。他的后代也曾将诰命刻石，冀传久远。陈继儒《晚香堂小品》云：“公七十一时，手书数通，用于发皇祖德，对扬王庥，而冢孙贡士庭(按：即董其昌长孙董庭)，则请砻石而传之。此公碑版中第一炬赫之书也。”

    董其昌在《画禅室自论》中曾讲到自己研习书法的经历：“吾学书在十亡岁时。初"而顿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人处，徒守格辙耳。比游嘉兴，得尽观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豹奴帖》于金陵，打晤从前妄自标许，自此渐有小得。”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董其昌书法师承的脉络：同时，从他所书写的《三世诰命卷》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师法前人的痕迹。艺术的创新来源于对传统的继承，董其昌的实践是这一命题的最好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