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行书七言联》纸本，纵160厘米，横32厘米

    “古拙”、“厚重”历来是书法家书法意味追求的一个方面，也是书法自身美学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历来无数书法家苦心追摹以穷其意、达其旨，从而在书法史上形成了“古拙”、“厚重”的书法风尚。其实，就“古拙”与“厚重”的渊源关系来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古拙”以“厚重”为主要表现意味，而“厚重”的书法作品又往往具有浓重的古意和拙雅的气韵。“古拙”代表着遥远、沉着、大气、丰厚、朴实，“厚重”体现着书法技法的老辣、扎实、精熟、稳健，在美学境界上表现为沉稳、力量、豁达、博大。可见，“古拙”以“厚重”为其意韵载体和美学砝码，“厚重”以“古拙”为其追求目标和美学表现内容。这样，将“古拙”与“厚重”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书法风格，便成了书法发展的一种必然。这既充实了书法本身的意味表现内涵，同时也将一种融古于今的书法风格取向展现在广大书法家和欣赏者面前，在理论和技法上拓展了书法美学的境界。

    张元济是著名的出版家、政治家、学者和书法家。他将诸多的社会实践和艺术体验融进书法的技法和审美创作中，以其扎实的“颜体”功底和自身审美准则个性化地诠释“颜体”书法内涵，并极力开拓“颜体”书法的新境界。众所周知，“颜体”书法自唐形成以来以其大气厚重的风格为历代书家所推崇，这归功于“颜体”书法坚实的结体、丰厚挺拔的笔画及其古拙厚重的审美意味。当然“颜体”这种凝重丰腴的笔画表现和大气宽博的结体也为其表现古拙的书法意味提供了可能。

     张元济《行书七言联》纸本，纵160厘米，横32厘米。如本文开始论述所言，“古拙”与“厚重”天然就具有着“亲缘”的归属关系。所以，观张元济这幅书法作品给人最直接的欣赏体验就是“古拙”与“厚重”的交融。言其“古拙”，是指其书法从运笔、结体和整个章法来看，有一种凝古为拙、宏远厚达的气息。在用笔上，书家将起笔、收笔含在行笔中，给人一种浑圆内敛、欲露还收的“中和”之气；在行笔中，不以光滑流利为追求，而是以行笔时毛笔自然的“行动”为标准。因此，整体看来，这副对联的笔画没有书家故意为之的做作之态。在笔画轻重的处理上，书家遵循了颜体字横细竖粗的规则，但书家也尽力发挥了自己的理解，将横画的“细”作了“调整”：有的“细”之又“细”，如上联中“有”字和“读”字以及下联中“言”字的横画就注重了“细”的精练和力量的汇聚；有的变“细”为粗，保持了书作整体力量的均衡，如上联中“书”字和下联中“事”、“不”、“可”等字。从整副对联的结体看，注重了汉字本身取势的灵活性和变化性，可以说，这副七言联14个字各个都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姿态。如比较突出的“人”字，这一字的处理非常准确恰当，简单的一撇一捺，在整副对联中有力拔千钧之妙。

    这其中的缘由必须结合章法进行说明：在这件作品中，书家将每一个字的结体取势形成惯性的“左倾”之势，但是我们看到，这件书法作品却没有“左倾”之感，这在章法的处理上必须要有“右倾”的字或者笔画进行平衡，上面所说的“人”字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而且，这个“人”字本身也有“左倾”的倾向，但书家处理的高妙之处就在此，能将“左倾”的字表现出“右倾”的势态，这与“人”字的汉字构成有关键性的联系。书家将“人”字的撇画写得很直，将捺画写成反捺，而且，此捺画极具张力和凝聚力，如骏马奋蹄急奔，如船头水手在暴风骤雨中手握纤索力挽狂澜。这样在通观整副对联时，人们就感觉不到作品“左倾”，每一个字看起来也很和谐、平正。

       张元济(1867-1959)，浙江海盐人。字筱斋，号菊生。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甲午战争后，首创通艺学堂，博采西学书籍，发行维新报刊，上疏新政奏议，参加维新变法运动，戊戌政变时被革职。后在上海从事文化出版事业，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任董事长。曾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四部丛刊》，辑《续古逸丛书》。1949年后，历任上海文史馆馆长、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上海博物馆馆长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著有《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等。